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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奔马”还是“马踏飞燕”?

2018-07-08 22:00    中国网    佚名

    “‘铜奔马’一名已经使用了近50年,并被国际国内认可和接受,是享誉世界的明星文物,其名称不宜轻易改动。”日前,在甘肃省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新闻发布会上,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玉萍释疑近期社会热议的“铜奔马”称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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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出的“铜奔马”。光明日报见习记者 姚昆摄/光明图片


  神情得意、昂首嘶鸣,飞鸟惊回顾,飒沓如流星。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的“铜奔马”,因其巨大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一现世便注定不平凡,也因其作为中国旅游标志而蜚声海内外。“铜奔马”“马踏飞燕”“马超龙雀”“马踏飞隼”“飞马奔雀”“天马逮乌”“飞燕骝”“马神——天驷”……这匹“马”的称谓同样牵动着大众的神经,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均热议不绝。


  “铜奔马”这一称谓如何而来?据马玉萍介绍,“铜奔马”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作为文物入藏甘肃省博物馆时,根据文物定名规范,结合其质地、形态、性质用途,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将这件文物命名为“铜奔马”。1971年,经推荐,该文物参加在故宫武英殿举办的文物展,在当时的送京文物档案中名称亦为“铜奔马”。此后相继在欧美多个国家展出,名称均为“铜奔马”。1996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在对文物名称审核时,认为“铜奔马”定名规范,并将其鉴定确认为一级甲等(国宝)文物。1969年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单位所有正式文件中均使用“铜奔马”这一名称,没使用过第二个名称。同时,甘肃省文物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根据国家文物局制定的《藏品管理办法》及“藏品档案填写说明”“藏品定名规范”,文物名称作为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确定,除非存在明显错误,一般不做改动。


  在所有的称谓中,除“铜奔马”外,使用频率较高的还有“马踏飞燕”“马超龙雀”两个名称。马玉萍告诉记者,有一种说法是“马踏飞燕”最早由原甘肃省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王毅命名,并因得到郭沫若的认可而广泛使用。“四海盛赞铜奔马,人人争说金缕衣”,1971年,郭沫若到访兰州,参观甘肃省博物馆时,难掩对“铜奔马”之喜爱,当场挥毫写下该诗句。“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学者牛龙菲则以东汉张衡《东京赋》中的此句为证,将该马取意“超越风神龙雀之行空天马”,简称“马超龙雀”。


  1983年,“铜奔马”被评选为中国旅游标志。马玉萍告诉记者,因当时申报程序简单,是否下发过正式文件、文件中使用什么名称,甘肃旅游局及旅游部门多方查询并没有结果。能公开查证的只有1983年10月25日《旅游报》以《天马被定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为题的报道和12月5日《人民日报》以《“马超龙雀”被定为我国旅游图形标志》为题的报道。文物部门多用“铜奔马”,旅游部门则一般沿用社会惯用的“马踏飞燕”称谓,至于当年官方文件确定的“马超龙雀”的标准说法,反而难觅踪影。


  究竟哪种称谓更为合理?为此,记者采访了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王科社。


  对于“马踏飞燕”之说法,王科社告诉记者,虽是之前较普遍使用的名称,但是经考证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在伍德煦、陈守忠的《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奔马命名商榷》这篇文章中提到,马足下所踏的飞鸟并非飞燕,因为从实物观察,飞鸟的尾部不像燕尾,不呈剪刀形。另外“马踏飞燕”的命名也受到西汉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雕的影响,但1992年8月9日,何双全在《文物报》上发表《武威雷台汉墓年代商榷》一文,认为武威雷台出土铜奔马墓葬的年代不是东汉而是西晋。后来文物考古学家孙机以及考古学家曹定云都从不同角度推断该墓年代应属西晋,故该名称还是存在不合理之处。


  而对于“马超龙雀”之称谓,王科社说,“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的原文为“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原文所涉及的“龙雀”“天马”有具体环境,即东汉都城洛阳的平乐观。《东京赋》属张衡《二京赋》之一,三国吴人薛综专门作了《二京解》。南朝梁时,《二京赋》被编入《昭明文选》,唐人李善引薛综注曰“龙雀,飞廉也。天马,铜马也。蟠蜿、半汉,皆形容也”,李善还明确讲“《后汉书》曰:明帝至长安,迎取飞廉、铜马,置上西门平乐观也”。唐开元年间吕延济注也说“龙雀,飞廉也。天马,铜马。并置平乐观。观名都,为大场,作乐使远人观之”。由三国薛综及唐人李善、吕延济的注解可知,“龙雀”“天马”指两件由西汉中央官署铸造、分属不同宫殿建筑单元、历经西汉末年战乱劫余的精美铜铸艺术品,东汉明帝时从长安运抵东京洛阳城西平乐观陈列,让远方殊域来宾参观瞻仰,二者是并列关系,毫无“马超龙雀”或“天马”蹄踩“龙雀”的特征。因此,“马超龙雀”与“铜奔马”的艺术形象区别明显,并不相符。